洞庭铜铃

带你走进中国古代大学

洞庭铜铃（叶恒永）

近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。1088年，意大利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大学——博罗尼亚大学，它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中心。现代大学开始于19世纪初，是指启蒙运动以后、经过理性主义改造、特别是指以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。一般认为，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。

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是位于山东的齐鲁大学，诞生于1864年，由登州高等学堂演变而来。1898年戊戌变法，京师大学堂成立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。

如果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研究大学，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古代有一些教育机构可以称为大学。它们在保存和传播知识、传承和发展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一、稷下学宫

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，它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，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。所谓“稷下”，乃是指齐国都城临淄（今山东省淄博市）的稷门（城西南门）附近地区。齐国国君在此设立学宫，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。稷下学宫早在齐桓公当政时期就已创立，距今2300多年。据东汉徐干《中论》说：“齐桓公立稷下之宫，设大夫之长，招致贤人而尊宠之。”齐桓公之子齐威王爱人才甚于爱珠宝，各国学者愿来稷下著书讲学者皆礼遇之，愿留者均称为“稷下先生”，待遇优厚。齐宣王、湣王时稷下学宫达到鼎盛。来游学者达数百上千人，被赐为“上大夫”的著名学者有76人。公元前221年，齐国亡而稷下终。

稷下学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作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名副其实的。它所独创的官方兴办、私家主持的办学形式，集讲学、著述、育才与咨政为一体的职能模式，自由游学和自由听讲的教学方式，学术自由和鼓励争鸣的办学方针，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，都显示了它的成功之处。

二、太学

太学，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，鼎盛于东汉。其后，经曹魏、西晋，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，历时六、七百年，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。

太学之名始于西周。上古时期，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。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，在夏为东序，在商为右学，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，在洛邑王城西郊。汉武帝时，采纳董仲舒“天人三策”，“愿陛下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”的建议，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。太学的设立，是汉武帝实施“独尊儒术”政策的重要步骤。太学设立后，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，朝廷把握教育大权，利用教育这一有力手段控制着学术的发展方向，这是地主阶级在统治策略上走向成熟的表现。

王莽时天下散乱，“礼乐分崩，典文残落”，“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，遁逃林薮”，太学零落。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，戎马未歇，即先兴文教。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(公元29年)十月，汉光武帝起营太学，访雅儒，采求经典阙文，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，于是立五经博士。建武二十七年，建造的太学讲堂"长十丈，宽三丈"。永建六年(公元130年)，汉顺帝诏修：赶学，"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"。每年用工徒竟达11．2万人，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至汉质帝时，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。

三、书院

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。现有资料表明，书院萌芽于唐末。唐末至五代期间，战乱频繁，官学衰败，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，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。书院实际上是承担藏书、教学与研究三种职能的高等教育机构。书院制度萌芽于唐，完备于宋，废止于清，前后共千余年的历史，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北宋时，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。南宋时随着理学的发展，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。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：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、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。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，建造校舍。教学采取自学、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，以自学为主。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、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，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。

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，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。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，抨击时弊，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。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。明朝统治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，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多次毁而不绝，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，书院师生宁死不屈。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

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，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，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，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、广州越秀书院等等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，各府、厅、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，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至此，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